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从那时起开始建设科研信用体系,首次把科研信用作为对法人和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之一。在信用管理方面,除通过统一的电子平台共享信息外,各政府部门间还建立了信用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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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如何阶段化发展

在对黄禹锡事件的调查中,黄禹锡本人承认曾强烈要求其团队中的年轻女同事捐赠卵细胞进行试验。这一回应直接导致了韩国《生命伦理安全法》的修订,增加了对卵细胞捐赠的监督和管理的相关内容。

首先,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重大科研不端事件是科研诚信政策变迁的重要引发机制,也是国家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的关键转折点。

例如,2006年初“汉芯事件”曝光,引起了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直接促成2007年3月科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正式成立。2006和2007年各部委共发布了13项相关政策,相当于2005年发文量的4倍。

从长期发展来看,应该以科学共同体为主导,以学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成立专门的科研诚信建设委员会,并按专业分设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诚信建设委员会,以突出学科特点,发挥好科学共同体的学术权力治理能力。最终实现以科学共同体自律,科研机构负主责,政府顶层设计且积极推动为特点的,包括政府、科研机构和科学共同体合作共治的良好的科研诚信治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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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研不端事件接二连三地在美国被曝光。在那些案件中,“巴尔的摩案”可以说是争论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

2019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印发了《对科研活动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南除了强调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学术界自律之外,还指出要强化科研机构的预防措施。为了帮助经费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妥善处理科研经费的不端使用行为,《意见》从受理举报、经过案件调查到公布调查结果都制定了详细的具体措施。

比如,2007年韩国教育部制定的《科研伦理保障准则》,几乎就是美国《科研不端行为防范法》的“缩减版”。

1992年,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从NIH分离,,和现有的美国科学诚信复核办公室合并成立新机构——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这样的转变,,使得机构的司法性逐步增强,联邦法律在机构中的作用也更加突出。但是,司法性的增强不是否定和放弃科学对话模式;相反,它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调查过程的公平和公正性。